一是从认识论的视角,全面观察和深入思考了海军外交的基本范畴。

文/卞成林
责编/王艳玲


卞成林,广西民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语言经济学、语言学、高等教育学。

 

“一带一路”倡议将民族院校从边陲地带推到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新前沿。在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探讨民族院校新的时代角色,有助于为其未来发展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

民族院校与“一带一路”的内在联结

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角色突出。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其中又多集中于少数民族八省区,即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贵州、云南和青海三省。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均被赋予了重要角色,使之由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甚至是边陲地带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民族地区重要角色,以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办学宗旨的民族院校不可能置身于“一带一路”倡议之外。根据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服务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民族院校新的时代角色。

民族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途径与方式

结合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民族院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服务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通过人才培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持。民族院校培养的人才不仅掌握适应全国发展的知识和技能,还掌握民族地区特有的知识和技能,如熟悉少数民族语言、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同时还具有三大优势。第一,师资力量和专业教学的优势。民族院校在民族语言、文化、社会心理、历史和宗教等领域具有学术传统和综合研究能力。第二,在生源获取方面具有地理位置优势。民族院校大多处于我国的边疆地区,我国的少数民族同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部分公民同宗同源或同源异支,有些甚至还是沿线国家的主体民族,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更容易沟通,取得相互信任,达成合作意向,推进合作事项。第三,在培养外国留学生上具有优势。由于存在上述两个优势,民族院校对相关国家留学生的吸引力不断上升。民族院校培养的外国留学生,其中很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直接服务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

通过科学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众多,宗教信仰情况各异。因此,民族院校需在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大体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见长,特别是在中国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等领域研究成果显著。此外,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之急需,表现在:第一,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角色突出,以服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的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能够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第二,中国的民族地区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缘相亲、地缘相连、文缘相融、商缘相通,民族院校很多与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科研成果能间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第三,中国民族地区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使得民族院校具有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与优势。

通过社会服务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民族院校通过对民族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的研究,在服务国家民族工作、助力国家民族政策制定的同时,还可以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政策沟通,因为跨境民族之间文化上存在同质性或相似性。民族院校通过对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的研究,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也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吸引那些国家的企业前来中国提供咨询服务,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

通过文化传承创新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助推,因为文化软实力能够为国家带来吸引力、感召力和亲和力,还能提升国际影响力,有助于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达成。民族院校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纽带,通过文化传承创新不断为国家累积文化软实力,助推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与民族院校的未来发展

面对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民族院校需要根据时代需求来定位发展方向,在立足民族性的基础上,大力提升自身的国际性。

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一方面,民族院校利用自身的学科、科研、人才和资源优势,与其他普通高校错位发展,在已有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础上,面向国内,扩大培养熟悉、了解和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复合型人才及关键领域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其地域与民族特色和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渊源关系,在已有的留学生培养经验与规模的基础上,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熟悉和了解中国、能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友好合作做出贡献的留学生。主要从几个方面具体着手:一是夯实已成型的优势学科基础,这是民族院校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二是加强跨学科人才的培养。民族院校在有关民族领域的专业上具有优势,但跨学科和综合研究水平有待提高和完善。只有打破学科壁垒,加强不同学科及学生间的交流,才能培养出既懂语言又懂业务、既懂内政又懂外交的人才。

提升科学研究的国际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在政治、历史、经济、民族、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多样性都非常突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科研成果来解决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民族院校的科学研究国际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就研究范围而言,虽然诸多民族院校早就开始了世界民族问题以及跨境民族的研究,但研究的重心还是在国内。民族院校应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基础和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的各种渊源,结合研究特色与优势,有针对性地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沿线国家。就研究队伍而言,民族院校在研究人才储备上有着独特的优势。以问题为导向,整合相关研究领域国内外的研究力量,以便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研究过程而言,民族院校开展“一带一路”相关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可以充分利用民族地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种渊源关系来为研究的推进提供各种方便。

建设好服务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新型智库。民族院校应根据自身优势,建设好相应的特色智库。第一,紧密结合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深入一线调研,掌握具体情况,形成有助于推动我国与有关国家合作共赢的政策报告;第二,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能加强民族团结、深化宗教交流、塑造共有观念建构、推动“民心相通”的政策建议;第三,加强情报信息研究、搜集、上报和信息档案建设能力,切实掌握有关地区的民族、宗教情况,高度重视防范潜在的消极因素和风险,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风险规避;第四,加强与外国有关智库的交流,建立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到国际性事务当中,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提高影响力。

在开放中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民族院校可以把自身的文化传承创新与扩大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有机结合,相互促进。有些民族院校有很好的经验累积。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面向东盟,一方面强化东盟国家语种的教学,开设了除菲律宾语之外东盟其他各国的语种专业,同时不定期地举办各类东盟文化艺术节或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活动,宣传推介东盟文化;另一方面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向东盟国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不仅在东盟国家开办多所孔子学院,每年向东盟国家输送众多汉语教师志愿者,还特别重视面向外国留学生进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教学。

民族院校有其基本使命,其发展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民族院校不仅与“一带一路”倡议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结,还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角色。民族院校需要审时度势,准确定位,根据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走出一条契合时代需求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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